德里达:作为开场白,我要说,人们绝不能——出于成百上千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拿我的经验,我的历史或我与法语的关系,来和策兰的经验与历史,以及他对德语的经验相提并论。

德里达:语言,永不为人所有

德里达:作为开场白,我要说,人们绝不能——出于成百上千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拿我的经验,我的历史或我与法语的关系,来和策兰的经验与历史,以及他对德语的经验相提并论。有成百上千个理由(阻止我们这么做)。这我已经说过,我在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纪念策兰。我知道,我在《他者的单语主义》书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只对我个人情况来说有效,也就是说,只适用于独立前阿尔及利亚的那代犹太人。但它仍然具有普世性的示范(examplarity)价值,即使是对那些不像策兰和我那样,曾身处某种反常、戏剧性的历史境遇的人来说也如此。我敢说,这里的分析,甚至适用于那些对母语的经验是第二性的、平静而无任何历史的戏剧性时刻的人们:也就是说,语言,永不为人所有。即使某人只有一门母语,即使是在这个人扎根于他出生的土地与其语言的时候,即使是在这种的情况下,语言,也不为人所有。语言不容自己被占有,这,就是语言的本质之所在。语言正是那不容自身被占有之物,然而,正是这个原因,激起各种各样的(对语言的)占有活动。因为语言可被欲望而不可被占有,它也就把一切种类的所有姿势和占有姿势给发动起来(sets in motion)。在这,值得注意政治上的一种危险:语言民族主义,它正是这些占有姿势,这些幼稚的占有姿势中的一个。这里,我的意思是,存在这样一个矛盾,最符合语言习惯的(idiomatic),也就是说,对语言来说最为本质的东西,却不能被占有。我们必须试着思考的是,当你在语言中寻找最符合语言习惯的东西的时候——就像策兰那样——你接近的,是那在语言中搏动,并且不让自己被抓住的东西。因此,我更愿意试着——这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把习语(idiom)与所有物(property)分开。习语抵抗翻译,因此,看起来,它附属于语言——或身体,时间(period)——的意指身体(the signifying body of language)的独特性;然而,出于其独特性,这种意指身体,也就排除了一切形式的占有,一切关于归属(belonging to)的声称。这里存在政治困境:人们如何在抵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坚持这种伟大的习语性(idiomaticity)——在我看来,后者是必须的——呢?不诉诸爱国主义,以及,某特定形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人们又怎么能保卫语言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时代存在的,政治上的危险。有些人认为,要为反民族主义的正义事业而战,就必须跑步进入世界语时代、强调透明性、抹除差异。我更倾向于得出相反的结论。我认为,必须治理(treatment)也必须尊重习语,它不仅使自身与民族主义的诱惑分离,也区别于民族和国家间的纽带(binds),远离国家权力。我相信,今天,人们应该有能力培育(cultivate)语言差异而不诉诸于意识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政治。我主张,政治的关键因素应该是这样的:正因为习语不为人所有——因此也不可能成为某种民族、族群或民族-国家之物(thing)或这些组织的所有物(possession)——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才热衷于向它(习语)猛扑,急着要占有它。要让有些人明白我们可以热爱抵抗翻译之物而不诉诸民族主义,不诉诸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政治,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等的)另一个动机——在我开始尊重并培养习语独特性的那一刻,我就既把它当作“我的家”,又把它当作“他者之家”来培养。换句话说,他者的习语(习语首先就是他者,即便对我来说,习语,也是他者)必须得到尊重,其结果,便是我必须抵制一切民族主义的诱惑,而这本身就是一种跨越边界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诱惑。在这儿,在我们谈论的作品的各个身体之外,出现了一种完全政治化的思考形式(a whole political form of reflection),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形式,在欧洲内外,都有着普遍的意义。很明显,目前,欧洲语言(European languages)、欧洲的语言(language of Europe)出了问题;某种盎格鲁-美利坚语言正逐渐掌握霸权,变得不可抵抗。对此我们每个人都有所经验。我刚从德国回来不久,在德国,我说了三天英语,三天里,只说英语。当哈贝马斯和我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们用的,还是英语。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使像欧洲那样的某种新国际(a new kind of inter-nation)找到抵抗语言霸权,尤其是盎格鲁-美利坚的语言霸权的方法?这很困难,尤其如此:因为,这种盎格鲁-美语不仅对其他语言施暴,同时也对某些说英语或美语的天才人物施暴。这些都是很难进行的辩论,我相信,说到对我们现在描述的一切的经验,翻译诗人,是我们的政治楷模。他们的任务正在于解释和教授这一点:人们可以培育和创造习语;因为问题不是对给定的习语进行培养,问题在于,生产新的习语。策兰生产出一种新的习语;它从某种基质(matrix)、遗产中生产出习语而丝毫不向民族主义屈服。今天,在我看来,在语言和民族问题上,这些诗人应该给那些需要受到教育的人们补一堂政治课。

来自: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0681894/

格罗斯曼:既然您刚才提到国家边界和语言边界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就一个相关的术语提出讨论——即您所谓的,您在《单语的他者/他者的单语主义》(The 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中说到的那种单语主义。您用很长篇幅论证了下面这个矛盾,这不仅仅是您的矛盾,而且还是个通令(general order):“是的,我只有一门语言;但它不是我的。”在具体些,我记得您在文中这样说道:“一个人在接近其语言的过程中,总要向那精心守卫着语言的门卫发动进攻,即使是在此人公开指责语言上的政治民族主义的时候(于此我二者皆有);门卫要求的,却是多样化的口令(shibboleths),因为它对译者的挑战是如此之多,而语言边界上,需要缴纳的税收又是如此之繁。”接着,您以此作结:“各国的同胞们,翻译诗人们,起来!打倒爱国主义!”[1]说到那些玩弄“与任何语言本身的非-同一性”的翻译-诗人或翻译-哲人,您是怎样设想其政治作用的?

[法]艾芙琳娜·格罗斯曼

这种幽灵的回归(revenance)并非偶然地降临在言语(words)头上,随之而来的是临近某个(some)或多余的(spare)他者的死亡。一切言语,自出现起,就参加了(这种)幽灵的回归。它们将总已经成为鬼怪(phantoms),而这个法则将统领其内部的身心关系。我们不能说,我们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们经验了死亡和哀悼。这种经验临近(come to)我们,它来自我们与这种标记、乃至语言、言语、名字的幽灵回归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诗学或文学、艺术本身(itself)(此刻我们暂不作区分)——换言之,对语言、标记,对特征本身(the trait as such)的某种特定经验——就可能只是对不可避免的幽灵之起源性(originarity of specter)的某种紧张的熟悉感。

格罗斯曼:在《Shibboleth》中,您分析了您称之为策兰作品中的“语言经验”的东西,某种“在习语(idiom)中栖居”的方式(“签名:策兰来自德语中的某个位置,那个地方仅仅专属于策兰”)。同时,您说,策兰暗示,存在“多样性和语言的移居,当然,它只存在于语言自身之中”。“你的国家”,策兰这样说,“四处移居,就像语言。国家自己就在迁移并流放(transport)自己的边界。” 在你看来,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看到某种归属的幻觉,或这归属幻觉的反面,抑或二者皆有?我们该怎样理解这句话:栖居于多样且迁移的语言之地(inhabiting the place of a multiple and migrating language)?

这种言语的“幽灵般的离格”是不是(策兰和您)对语言的诗学、哲学经验的一个定义?言语是否永恒地悬置于生死之间,因此,成为,如阿尔托所说,“永久的(sempiternal)”?

王立秋 试译

德里达:正是如此!策兰自己就是个移民,而他诗歌的主题(thematics),也标记出那种跨越边界的运动,就像在《Shibboleth》诗中那样。我不想太过欣然,太过轻易地强调希特勒主义压迫下的,那些伟大的移民,但对此,我们也不能避之不谈。那些移居、流亡和放逐,使我们时代移民苦痛的范式;毋庸置疑,策兰的工作,一如他的生命,承载着这些标记中的许许多多。

格罗斯曼:而这,就是我们应该逃避的东西?

[法]雅克·德里达 著

[注]译自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争论中的主权——保罗·策兰的诗学》(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s: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托马斯·杜图阿特(Thomas Dutoit),欧蒂·帕萨宁(Outi Pasanen)编,纽约:福坦莫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07页。《语言,永不为人所有》(Language is never owned)由杜图阿特和菲利浦·罗曼斯基(Philippe Romanski)为该文集专门译出,原文以法语(题为La langue n’appartient pas)发表于《欧洲》杂志的《保罗·策兰》专号,第861-62号(2001年一月-二月号),第81-91页。本译文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德里达:我将试着谈论它。我必须说,您引用的关于“我的岁月”的句子,指的大概是我与策兰相遇或分享的那些日子。您知道,在这首或那首诗中,我反复提到那些见证者(witnesses),比如彼得·斯从迪(Peter Szondi),基于他们拥有的,对策兰生命中标明日期的事件(dated events)——他1967年12月住在柏林,诸如此类——的知识,对一些诗歌作出了阐释。这里要讨论的是日子,标明日期的事件。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在那个句子中,提到更加隐密的日期或与策兰分享的日子。我甚至不能说。而我能努力去做的,只是列举(recount),详述——如果简略会更好——与策兰的数次相遇。事实居然是这样的:策兰你一直是我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同事,而之前我却从未见过他,一直没有与他正式会面。他是一名德语教师。他是个非常谨慎、谦虚、内向的人。他是如此的谨慎、谦虚与内向,以致于在学院院长办公室一次关于行政事务的会上,院长的言辞表明,他甚至不知道策兰是谁。我教德语的一个同事如此答道:“但是,先生,您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语言教师是现存于世的最伟大的德语诗人?”这部分道出了院长的无知,同时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策兰的在场(presence),如他的整个存在(being)和姿态,都是那样地极度谨慎、简略和谦虚。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尽管多年来我一直就在他执教的学校。只是在1968年我赴柏林的一次差旅之后,在彼得·斯从迪的引见下,最终,我才与策兰会面。后来成为我朋友的斯从迪,是策兰一个伟大的朋友,他到巴黎后就把我介绍给策兰。那是非常有趣的一幕,但确确实实地发生了——他把我介绍给我自己的同事,而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而已。从那以后,(我们)就能追溯随后的一系列会面,每次会面总是那样地简略和沉默,他如此,在我也如此。沉默在他,一如沉默在我。我们交换签名的著作,加上寥寥数语,随即便失去对方的身影。除仅有的几次,才开始就已结束的谈话外,我还记得在埃德蒙·雅白(Edmond Jabès)家的一次午宴。雅白也认识策兰,他邀请我们两人去他家吃饭——他的住所离高师不远。又一次,情况没有改变:在就餐及随后的时间里,策兰依然保持着沉默。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相信,他身上,有种秘密、沉寂及严格,让他觉得,言词,尤其是饭局中的寒暄之语,并非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他身上也许还有某种更加消极的东西。我从别处听说在巴黎,他常常为身边的一切而感到抑郁、愤怒,很不开心。他同法国人、学界、同行诗人以及译者打交道的经验,我想,只会更为令人失望。我相信他,像别人说的那样,很不易相处(difficult),要求别人耐心,却又让人难以忍受。然而,透过这沉默,我们之间有种双向的影响,在他给我的著作中,我能发现这点。我相信,他的自杀,距此只有两年之遥。在1968或1969年,我又见到了他,因此,我说的那段时间(即雅白处所的午宴至策兰的自杀——译注),至多只有三年……不,更少……事实上,这只是非常简略的流水账,只是在稍后,我才开始思考,或多或少,持续地思考。毋宁说,事后,对这些事的记忆,在他死后,才开始运作,重新阐释自己,把自己杜撰成我听到的传闻,关于他的生活,他的朋友,所谓的朋友,声称的朋友,关于所有翻译和阐释的冲突,关于所有这些的传闻;对此,您已经有所意识。提到策兰,进入我脑海中的影像是:一颗流星,喷出的光焰,诗行节律的停顿(caesura),非常短暂而灿烂的瞬间,留下一串火花,通过其文本,我试着找回它们。

德里达:我想说的是,在我看来,这将适用于对语言的普遍经验。我试图做出的,是某种对普遍语言的结构分析。我不大喜欢语言之“本质”这个术语。我更倾向于赋予这种存在方式、这种语言的幽灵性现象更加鲜活(living)、动态(dynamic)的意义,而这适用于一切语言。对普遍语言共同的普世经验,在这里也就成了某种经验本身(as such),在诗歌、文学和艺术中如是(as such)地出现。关于这种“如是”,还有很多话要说……

格罗斯曼:你刚才说的,关于策兰如何重新激活习语遗产的那些话,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我想问您的问题,与语言的生死有关。每个人都熟知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这一陈述:奥斯维辛之谜只有在德国才能被解开,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从死亡自己的语言中(from within the language of death itself)”书写,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说法,当然,一直争议不断,然而,它也许能从某个方面阐明策兰的书写。我们可以说策兰对语言的经验,就是对那种永远被死亡和否定性缠绕的语言的经验么?比如,在《Shibboleth》中您就引用了策兰的这样一行诗:“说吧——/但要把是和否整个地说出。(Speak——/But keep yes and no unplit.)”。您自己则坚持有权保持(而不废除)那种有时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话语:“我活在这矛盾中”,您写道,“它甚至就是我身上最有活力的东西,因此,我坚持它。”

格罗斯曼:……更不用说(栖居于)“移民”语言。

格罗斯曼:在献给策兰的《Shibboleth》书中的某个地方,您非常简略地提到,就在他死前不久,您和他之间的友爱关系。接着,您陷入了对策兰诗中的岁月(dates)长长的思考,而且,在指出日期(date)“幽灵之回归(spectral revenance)”的同时,您说:“在这里,我不会把自己交付给自己的纪念仪式;我不会交出我的年月(dates)。”无论如何,您能不能,对您与策兰的邂逅稍作谈论呢,我相信,那是在1968年的巴黎?

我想把一首诗的名字给予那对此体验最为亲密之人,《在转瞬即逝的鲜活肉身》(in the quick, the living flesh)[致生者(À vif)]。谁要是对这种幽灵般的离格有亲密的、身体的经验,谁要是服从于这个语言的真理,他就是诗人,而无论他写不写诗。一个人可能在此术语的规定(statutory)意义上、在文学机制内是个诗人,也就是说,他在所谓的“文学”领域中写诗。我把让位于写作事件——后者给语言本质以新身体并在作品中使之呈现——的人称作“诗人”。我不想轻率地使用作品(work)一词。什么是作品?创作作品就是给语言一具新的身体,就是给语言以身体,以便语言的真理能够如是地出现,能够出现然后消失,能够作为某种省略的退缩(elliptic withdrawal)而出现。我相信,从这点看,策兰,是诗人的典范。其他人,用其他语言,创造的作品也具有同等的典范意义,但是策兰,就在本世纪就在德国,把自己的名字放进了一部经典之作。这,又一次地,具有普遍的价值,而这普遍价值在策兰的作品中又是以独特而不可取代的方式成为范例。这(些评价)适用于所有人,尤其是策兰。

[1] [雅克·德里达:《他者的单语主义;或,起源的修补术》(Monolingualism of the Other; or, The Prosthesis of the Origin),帕特里克·门萨(Patrick Mensah)译, 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57页, 在本文的翻译中有所订正。——英译注。]

德里达:在试着以理论化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难题之前,我们必须回想那些显然的事实。策兰不是德国人;德语不是他童年唯一的语言;他不只用德语写作。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竭尽所能,与德语进行身体的白刃战——我不说他试图占有(appropriates)德语,这是因为,我要暗示的,正是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占有某种语言,相反,只有一场对语言的,身体的白刃战。我试图思考的,是某种习语(idiom)(而习语,正意味着专有之物[the proper],为……所专有)和某种语言学习语中的签名(signature),它们同时也使人经验到这一事实:语言不会被占有。我相信,策兰努力留下某种标记和独特的签名,它们对德语来说,是一种反-签名(counter- signature),同时,这标记与签名发生(happens)在德语身上——它们实现/经过(come to pass),在此术语的两个意义上:接近语言,达到语言,但却不占有语言,不屈服于语言,不把自己移交给语言;同时,也使诗歌的写作得以发生(occur),也就是说,它们成为标记语言的事件。无论如何,这就是我阅读策兰的方式,当我(说我)能阅读他的时候,是因为我也因德语,因他的德语而感到苦恼。我远不能确信我能以准确、公正的方式阅读策兰,但在我看来,他,策兰,既通过对语言的习语精神保持敬意,又在置换语言,在语言之上留下某种标记和创伤的意义上,碰触[touche]语言。他修饰德语,(轻快地)改动[touche à]语言,然而,为此目的,他必须承认——(德语)不是他的语言,因为,我相信,语言永不为人所有;相反,(德语)是他下定决心要与之斗争,与之较量的语言,更确切地说,这是在辩论、争执(Auseinandersetzung)(详见赫拉克利特残篇第53条以及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对该语汇的引用——译注)的意义上说的,策兰要决出(work out)他与德语的差异。您也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同很多也是译者的诗人一样,他知道自己翻译的风险和利害(stake)。他不仅从英语、俄语等外语(向德语)翻译,也在德语自身内部进行翻译,他执行了这样一项操作,称之为翻译诠释(translating interpretation)并不为过。换句话说,在他的诗歌语言(策兰的德语)中,存在资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与目标语言;于是,他的每首诗,都是某种崭新的习语,在这些习语中他传递着德语的遗产。矛盾在于,作为一名并非出于国籍或母语而成为德国人的诗人,不该仅仅坚持干这么一件事,而更应该把自己的签名强加给为他准备的语言,显然,这种语言不是别的,正是德语。我们怎能如此解释:尽管策兰是多种欧洲语言的译者,但是,对他在诗中的书写与签名来说,德语占据着特权的位置——即使事实上情况如此:在德语内部,他也欢迎(异于自己德语的)别种德语,(异于德语的)别种语言,别种文化,因为,在他的写作中,在极度的凝练、停顿、省略和中断模式中,总有文化、引文、文学记忆的奇妙交汇 ——而这差不多是在术语的遗传学意义上来说的?这,就是这种写作的天才之处。

因此,人们该不该逃避和避免这种矛盾,或者,人们该不该试着解释那发生之物(what takes place,即事件——译注),为其所是——也就是说,为这种语言的经验辩护?就我而言,我选择矛盾,我选择把自己暴露给矛盾。

德里达:确实。即便人们在此主题上签名的陈述矛盾或看似矛盾:朝向这个或那个的方向。我们必须培育习语并翻译。我们必须栖息而不栖居(inhabit without inhabiting)。我们必须培育语言的差异而不走向民族主义。我们必须培育我们自己的差异与他者的差异。除此之外,在我说“我仅有一门语言;它不属于我”的时候,此陈述公然反抗常识并自相矛盾。这种矛盾并非属于某人的令人心碎的个体矛盾,相反,它被铭写在语言的可能性内部。如果没有这种矛盾的话,语言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我相信,我们必须容忍(endure)这种矛盾……我们必须……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必须……我们容忍这种矛盾,是出于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实际上,是一项遗产。人无法选择遗产:人生来就在语言之中,即使这门语言是第二语言。就策兰而言,是德语。他生于(born into)德语中么?既是又不是。当我们生于某种语言中时,我们继承这种语言,因为在我们之前,它就已经在那,它比我们古老,它的法则先于我们。我们从辨认语言的法则开始,也就是说,一开始,我们总要学习辨认词汇和语法,所有这些,都是不老而永恒的。但是继承语言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已然在此之物,就像(继承)财产那样。继承,是通过变形(transformation)、改动(change)及移置(displacement)来进行再确认。对有限的存在来说,没有一项遗产不需要选择、过滤。而且,遗产,只为有限的存在存在。遗产必须被签名;它必须被反签名——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必须把自己的签名留在遗产自身之上,留在我们接受的语言之上。这又是一个矛盾:我们在接受的同时赠予。我们接受礼物,但是,为了作为负责人的继承人来接受这份礼物,我们必须礼物作出回应:(把礼物)赠予他人,也就是说,在我们收到的礼物身体上留下自己的签名。这些都是矛盾的姿势,亲密的(intimate),身体上的争斗。当这场身体的斗争被译成正式的逻辑(表述)时,就出现了矛盾的陈述。

2000年6月29日

格罗斯曼:您是不是说,一个人必须要先有能力,也许,像策兰那样,去活语言之死(live the desth of language),才能够够“亲(in the flesh)”述此经验?

[2] [这里德里达指的是艾芙琳娜•格罗斯曼问题中最后定稿时被删去的一部分陈述——英译注。]

[3] [我们的翻译反映了对原采访稿中一个拼写错误的更正,这点已为访问者所证实。这里“被(by what)”的法语(par ce)应作“因为(because)”[parce que]。——英译注]对应此说明,这句话应作:“它已被谋杀,它已被杀害,它已被置于死地,因为,人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说它。”——中译注

格罗斯曼:作为结语,我想请您对这个出自《Shibboleth》的精彩段落略作评论——其中,您谈到了“言语幽灵般的离格(spectral errancy of words)”:

提到“诗意栖居”的问题,荷尔德林当然是策兰的主要参照之一。既然我们都知道(语言中)没有家而没有人能占有语言,那么,“栖居于语言”又是什么……

德里达:在我看来,(这个人)他必须,每时每刻,都在体验死亡(lived death)。(体验的)方式很多。他必须在一切他感到德语已经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被害——比如说,被一特定方式使用德语的主体(语)所杀害——之处体会死亡;它(德语)已被谋杀,它已被杀害,它已被(by what)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言说(德语)之人置于死地。[3]对纳粹主义的经验,是(发现)一项对德语的罪行。纳粹之下的德国,人们说的,是死亡。在简单的平庸化,在语言的平凡化,比如说,德语中,有另一种死亡,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另一种死亡,这种死亡经语言而来,因为语言之所是:(它是)重复、没精打采而机械化的,等等。诗学行为因此构建了一种死者的复活:诗人,是永远置身于垂死语言中,不是通过把一条胜利的重点线(a triumphant line)划还给它,而是通过不时地把它带回,就像幽灵或鬼怪的回归那样,来复兴语言。他唤醒语言,而为了经验这种觉醒、(这种)语言生命的回归,为了真的在这转瞬即逝的鲜活肉身中经验这些,他就必须与其(语言的)躯体非常接近。他必需尽可能地接近其残余(remnants),其剩余(remains)。这里,我不想过于悲怆(pathos),但我想,策兰工作时用的,是一种有变成死语危险的语言。所谓诗人,是这样的人:他能感觉到这种语言,感觉到他的语言,感觉到他继承的、在我刚才强调的那个意义上继承的语言,即有再次变成死语危险的语言;而他也因此而有责任,有种非常严肃的责任,去唤醒、复兴(resuscitating)这种语言(不是基督教荣耀意义上的复兴,而是重新使用(resurrection)语言意义上的复兴),不是像不死的躯体或(基督)荣耀的身体,而是像必死的躯体那样复生语言,它脆弱,有时甚至难以辨认,就像策兰的诗。每首诗都是一次死者复生,但复活的是脆弱的身体,这具身体人们可能再次遗忘。我相信,策兰的每一首诗,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不可辨识(indecipherable),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无法破解(indecipherability)的,而这不可辨识之物,要么呼唤着再阐释(reinterpretation)、复生或解释的新鲜空气(new interpretative breath);要么,与此相反,它也会再次衰弱以至消亡。没有什么能够确保一首诗不走向死亡,一方面,这是因为档案文件总有可能在火场或火焰中烧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使不被焚毁,它也可能,仅仅,被遗忘,或没有得到阐释,又或,被尘封起来。忘却,总是可能的。

原标题:德里达:语言,永不为人所有

德里达:是的,在一定条件下——对此您已经陈述得很清楚了——,“活下去(to keep alive)”也就是对必死性(mortality)、死者、幽灵(您提到了“否定性”)表示欢迎。[2]如果把自己暴露给死亡并保持对必死、对死亡的记忆正是生命的显现(manifestation),那么,是的,确实如此。我不想屈从于——我也确信这并非您邀我共赴的方向——某种语言的生机主义(Vitalism)。在生命与向死之经验不可分的意义上,这是个生命问题。因此,是的,这就是矛盾的第一种类型:语言的生命同时也是幽灵的生命;它也是哀悼之作;它同时也是不可能的哀悼。这不是某种具象的幽灵问题——无论事关奥斯维辛的幽灵或人们可能哀悼的一切死者的幽灵——,而是为语言身体所固有的幽灵性(spectrality)问题。语言,言语(the word)——某种程度上,言语的生命——本质上,就是幽灵。这有点像日期(date):自我重复,如自身一般(as itself),却每次都是别样的。在言语的存在(being)、语法的存在中,存在某种幽灵的虚拟化(virtualization)。也因此,我们说,生-死经验,在语言内部,在嘴边,就已经使自己被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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